他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少年，28岁便做出七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证明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蜚声中外；他是桃李三千圃，硕果满神州的老师，数十载教书育人，培养了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科学界的栋梁之才；他是高山仰止的学者，用天赋和勤劳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被称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他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科学家，教育家，一个注定被永远铭记的人——吴有训。

由于家境本不富裕，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始终保持着谦虚好学、奋发向上的劲头。

1916年7月，吴有训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进入该校的理化部，三年级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的胡刚复归国到南高任教。吴有训在他的引导下得以接触到X射线有关基础知识，逐渐培养起对X射线研究的浓厚兴趣。

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吴有训在1921年参加了江西省赴美国官费留学生考试。

吴有训留学美国的第三年，物理学家A. H.康普顿正式成芝加哥大学教授。吴有训成为他的研究生，从事X射线问题的研究。

1923年5月，康普顿首次公布了他的有关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但却遭到了科学界的异议，原因是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哈佛大学的W.duane教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没有能得到康普顿的研究结果，这一重大发现受到了怀疑。面对着这一质疑，吴有训在教授康普顿的指导下，陆续使用多达15种不同的样品材料进行X射线的散射实验，结果无一不与康普顿的理论相符合，从而形成了对此理论广泛适用性的强有力证明。而康普顿在自己的晚年也特意说到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

1927年康普顿因发现康普顿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5年，吴有训被德国自然科学院推举为院士，是第一位被西方国家授予院士称号的中国人。

吴有训先生1926年秋回国，先后在江西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秋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底任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至1952年秋，任交通大学校长。截至逝世，先生诲人不倦，尽心竭力，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科学界的中流砥柱。

1929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进行国内X射线问题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物理研究的先河。讲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学，注重实验课，并指导许多届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不辞辛劳，亲自指导查阅文献，制备实验装置；指导王淦昌完成了大气放射性与北平天气系的实验性毕业论文；指导陆学善完成了对多种多原子气体的X射线散射强度的详细的实验研究；指导钱三强研究晶体对X射线的散射等；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吴有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还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1950年后，吴有训分别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开始了27年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的生涯。他在科学事业领导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择善而从，对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至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训先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他对调整和充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倾注了心血；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他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电脑技术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多次代表国家对外签订各项科技协定，并率领中国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促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77年，吴有训为筹备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提出了许多建议，并审阅我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关心我国科学界年轻人才的培养，直到逝世的前一个晚上，他还给钱学森写信，推荐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村青年教师所写的论文。

1977年12月7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科学界的同仁好友数百人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有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纪念我国物理界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王淦昌五位老前辈在开创我国物理学事业和创建中国物理学会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物理学会以这五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设立物理奖，其中吴有训物理奖授予原子核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