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钱三强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2015年1月9日,当他出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奖台时,全场掌声雷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于敏。
“国产土专家一号”
谈到一生有什么遗憾,于敏说,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都被放弃了。
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解放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作出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
对方对于敏的才华印象深刻。代表团回国后,曾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对此,于敏有着更深远的看法。他说:“‘土专家’不足效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直到现在,于敏还在感慨,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
核武器研制领军人物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让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作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1月,应二机部党组要求,于敏带领小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与氢弹攻关主战场会合,并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继续进行艰苦攻关。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一声巨响,湛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火球越来越大,并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至此,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敏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预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禁止核试验。两人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对每次核试验都全身心地投入,从理论设计、工程设计到加工装配、测试方案和核试验的最后实施等各个环节,他都十分重视,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技术细节。
在某项新突破的攻关过程中,一度出现了不同技术途径的争论。为了确保该次试验做到“万无一失”,他花了两天时间,向同事们详细比较了这两种方案,分析了各自的依据、估计可能遇到的风险,减少了总体试验的风险,确保了该次试验的圆满成功。
从风华正茂到盛年再到耄耋之年,于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良师益友
除了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于敏还是一个好老师。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1952年秋天,胡仁宇第一次见到于敏,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实习员。此时正处于我国开始核武器理论探索的初期。
当时,他们这批新进研究所的大学生,一方面为有幸参加这门新兴热门领域的研究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畏难心理。因为解放前夕的动荡和解放初期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校的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更谈不上系统完整、融会贯通。
平常,胡仁宇等年轻人总喜欢找于敏聊天、讨论问题。在他看来,于敏平时讲话不多,但思维敏捷,思考深刻,对一些重大问题总能多方深入思考,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
“与他讨论,如沐春风,有时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得益匪浅。”胡仁宇说。
朱光亚也曾经说过,于敏分析问题透彻、深刻,非常善于把一些“阳春白雪”的科学难题“抽丝剥茧”,简明生动地加以表述,让不同专业的人们均有所受益。
由于基础知识不足,这批新进所的学生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即如何适应所里当时的科研工作。尽管所里为了尽快弥补差距,给他们开了电动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和原子核物理等专业基础课,但并未达到好的效果。
为此,所里就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于敏,让他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补习”和“答疑”。于敏在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后,针对其最搞不明白的地方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
胡仁宇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统计物理这门课。当时,于敏从这门课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概念到重要的原理和应用等,几乎是重讲了一遍,使大家对这个领域的基本知识都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
事实上,一直以来,于敏都十分关心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待人坦诚,诲人不倦,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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