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言。

钱三强评价他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亦称赞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2015年1月9日，当他出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领奖台时，全场掌声雷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于敏。

“国产土专家一号”

谈到一生有什么遗憾，于敏说，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都被放弃了。

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解放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作出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工作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

对方对于敏的才华印象深刻。代表团回国后，曾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对此，于敏有着更深远的看法。他说：“‘土专家’不足效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直到现在，于敏还在感慨，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

核武器研制领军人物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让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按照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作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1月，应二机部党组要求，于敏带领小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与氢弹攻关主战场会合，并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继续进行艰苦攻关。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一声巨响，湛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火球越来越大，并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至此，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于敏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预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全面禁止核试验。两人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对每次核试验都全身心地投入，从理论设计、工程设计到加工装配、测试方案和核试验的最后实施等各个环节，他都十分重视，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技术细节。

在某项新突破的攻关过程中，一度出现了不同技术途径的争论。为了确保该次试验做到“万无一失”，他花了两天时间，向同事们详细比较了这两种方案，分析了各自的依据、估计可能遇到的风险，减少了总体试验的风险，确保了该次试验的圆满成功。

从风华正茂到盛年再到耄耋之年，于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良师益友

除了是一位好的科学家，于敏还是一个好老师。

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说，自己从事科研几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师、同事和朋友。而在这些人当中，于敏是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机遇’之一。”

1952年秋天，胡仁宇第一次见到于敏，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实习员。此时正处于我国开始核武器理论探索的初期。

当时，他们这批新进研究所的大学生，一方面为有幸参加这门新兴热门领域的研究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畏难心理。因为解放前夕的动荡和解放初期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他们在校的专业基础知识学得不够，更谈不上系统完整、融会贯通。

平常，胡仁宇等年轻人总喜欢找于敏聊天、讨论问题。在他看来，于敏平时讲话不多，但思维敏捷，思考深刻，对一些重大问题总能多方深入思考，往往具有独到的见解。

“与他讨论，如沐春风，有时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得益匪浅。”胡仁宇说。

朱光亚也曾经说过，于敏分析问题透彻、深刻，非常善于把一些“阳春白雪”的科学难题“抽丝剥茧”，简明生动地加以表述，让不同专业的人们均有所受益。

由于基础知识不足，这批新进所的学生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即如何适应所里当时的科研工作。尽管所里为了尽快弥补差距，给他们开了电动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和原子核物理等专业基础课，但并未达到好的效果。

为此，所里就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于敏，让他利用业余时间为大家“补习”和“答疑”。于敏在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后，针对其最搞不明白的地方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

胡仁宇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统计物理这门课。当时，于敏从这门课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概念到重要的原理和应用等，几乎是重讲了一遍，使大家对这个领域的基本知识都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

事实上，一直以来，于敏都十分关心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待人坦诚，诲人不倦，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和榜样。